<aside> ✍️ 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表现为郡县制度，思想控制在于独尊儒术，对于社会精英，则用科举制度来控制和笼络，对于经济，则是国有专营制度。
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这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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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 放开鱼盐业出口，市场税和关税只收一种，根据来经商的队伍规模提供便利化服务：一人提供吃饭，三人提供马饲料，五人提供服务员。另外还开放了史上第一个色情服务业。
放活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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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 为了活跃市井，管仲甚至首开国营色情业。他在都城临淄开了七间官办的妓院（“女市”），每一间有妓女（“女闾”）100人，共700人。管仲以此吸引外来商旅，并大收其税。在后世，管仲因此被拜为娼妓业的“祖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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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 其手段则是从财政、税收和价格三方面综合入手。 根据收成不同，从丰年的15%到10%、5%甚至灾年免除粮食税。 还在原材料上征税以平衡成品如麻和丝绸制品价格。甚至还在关税上调节以保护本地商品售价。
管制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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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 在西方的经济理论中，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甚至唯一的来源是税赋，在这一点上，无论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或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学派都无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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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 在西方的法治意识中，从来强调公民的纳税人角色，从14世纪开始，“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个理念在法国和英国似乎都牢固地确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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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 在中国，统治者更愿意“寓税于价”。陈寅恪曾说中国的统治术中有“诈术”的成分在里面，管仲那句“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便是最好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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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 从管仲（齐桓公）开始，政府的收入包括了税收和专卖利润。从此就有了中国独特的治国经济理念。
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从而也衍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治理思想，即国家必须控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国有企业应当在这些产业中“处于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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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 商贾从此上不了台面，因为他们永远在和政府“争利”。
在这种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而政府则是“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它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观经济领域中的逐利集团。这种制度一旦形成，民营企业集群就被间夹其中，进退失措，成为被博弈的对象。这一中国式经济体制延续千年，迄今未变，而管仲，正是“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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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 战国时期的关贸协定…
679年（齐桓公七年），齐国会盟诸侯，达成关税协定，市场交易的税赋为百分之二，进出口关税为百分之一。第二年，齐国再度会盟诸侯，规定与会各国要修建道路，划一度量标准，统一斤两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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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 在两者之间摇摆，对统治者来说足够稳定，不需要再发展新思路。
如果说，管仲变法是重商主义的试验，那么，三百年后的商鞅变法，则是重农主义的典范。经历这两场变法之后，影响中国千年历史的治国模式便基本定型。与自信、圆滑的管仲相比，冷酷而坚定的商鞅是另一种类型的天才，他们如同左右两极，处于历代经济变革的两端，后世变革，无非如钟摆一般在两者之间摇荡，竟从来没有逃出他们设定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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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 这让我联想到了“理想国”。
在秦国，国民只应从事两种职业，一是农民，一是军人，前者“富国”，后者“强兵”，而国家的奖惩便紧紧围绕着种粮之多少和杀敌之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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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 以国史论之，军爵制度打开让孔武之人进入统治阶层的通道，到了隋唐时期，政府又发明出科举制度，为底层的知识分子打通了另外一个通道。由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军爵制（武士）与科举制（文士）相互勾连，构成了延续千年的平民社会的稳定性。这两个制度的形成，再加上政权对商业的道德蔑视及制度打压，最终构筑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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